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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早期党组织对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及启示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时间: 2021-09-14 阅读:

  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要内容,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产生的重要基础。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产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国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历史,也是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历史。沂蒙早期党组织对教育和引导群众实践的探索,起到了唤醒群众思想觉醒和行动自觉的重大作用,构成了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生成的早期政治基础,也为后来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域下的沂蒙精神研究”(项目号:14BDJ064)的阶段性成果;

  “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习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考察工作时,对党群军民共同熔铸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做出了全新的概括,并强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这些论述不仅从党和群众的双向关系上明确了沂蒙精神的形成及本质,而且也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问题即群众利益问题。生死与共,鱼水相依,更重要的是党离不开群众,群众是党执政的力量之源和根基所在。

  沂蒙早期党组织活动的主脉是教育和引导群众,唤醒群众的思想觉醒和行动自觉。尽管这种探索和实践是初步的,走过弯路,甚至遭受过挫折与失败。但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要前提。沂蒙早期党组织活动(1923—1937),大致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早期党组织、组织武装暴动和逆境中恢复四个阶段。梳理这一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产生的重要基础。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产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国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历史。

  群众是需要理论武装的。依靠群众必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这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重要前提。而用什么和怎样去教育引导群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首先要回答的理论命题,也是新生的党组织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钟灵毓秀之地,文蹈武略之乡”的沂蒙地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义利、孝道、宽厚等价值观念,在沂蒙人民文化性格中一脉相承,大气正义、爱国尚德、舍生取义、甘于奉献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沂蒙人民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捍卫着主流的正统价值观念,也拥抱着清新多彩的域外之风。对先进思想和理念的包容与接纳,铸就了沂蒙文化的辉煌历史,也厚植了后来沂蒙红色文化的精神沃土。这一精神基因和文化传统,使先进的时代文化能植根于沂蒙大地并根深叶茂。当进步青年把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传入沂蒙时,沂蒙人民没有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是把它看作救世图变的一盏灯,去尝试、接受和运用。以至于后来、八路军的文化能够在沂蒙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并迅速融入沂蒙人民的精神血液中,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先进的红色文化,催生出伟大的沂蒙精神,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化上精神上的渊源。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沂蒙地区早期的先进分子和中共党员就认识到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作用,以极大的热情和空前的勇气,迅速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1923年到1926年,是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广泛传播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沂蒙地区,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党的早期活动家、一大代表王尽美。早在中国成立前,他就在沂蒙地区播撒火种,传播新思想,培养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盗火者”。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又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走出沂蒙地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在各地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加入了中国,成为临沂籍最早的一批员,像李清潍、刘晓浦、刘一梦等。这些人一是通过书信、邮件、托人挡带书籍等不同方式,把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传递到沂蒙,向家乡人民宣传中国的纲领和主张。二是利用假期和省亲的机会回到家乡,通过各种形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主要代表人物有蒙阴县刘晓浦、刘一梦,沂水县的李清漪、李清潍、王敬斋,沂南县的刘鸣銮,郯城县的刘之言和临沂的孙善师等。如李清漪、李清潍举办的平民学校,王敬斋建立的“读书会”“农民共济会”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刘鸣銮、刘之言、孙善师等也都采取不同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时间,沂蒙地区初步形成了沂水、日照、郯马三个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力量在于与人民群众实践的紧密结合。沂蒙地区的文化环境相对闭塞,受“正统”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群众以农民占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甚至几乎没受过教育。如何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闻所未闻的“洋思想”,考验着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耐心和智慧。走出沂蒙又回到沂蒙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发挥自身的乡土优势,开始了艰苦而危险的播火之旅。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早期的中共党员不是一味地“灌输”,而是采取了群众易于接受的多种手段和方式。平民学校和群众社团是当时最为普遍的做法,也最易于群众接受。举办平民学校,以识字扫盲的方式传播先进思想,这种做法后来在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和创建沂蒙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成为党教育引导群众和融洽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为之牺牲的殖道者们,都有着共同的做法,那就是注重依靠群众又教育引导群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之所以点得着、蔓延开和烧得旺,以至于燎原在沂蒙大地,得益于早期播火者在群众中的辛勤耕私和薪火相传。后来中共中央把沂蒙山区作为根据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早,群众基础较好。

  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概括起来,其主要特点一是以临沂籍进步青年骨干构成的特殊群体为媒介而传入。二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尽管比较分散,零碎,www.45738.com但传播的主体指向和目的明确,传播对象就是进步青年和底层群众,传播目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促进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意识觉醒。自此,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真理开始为部分先进群众所接受党的群众基础开始建立,这也成为中共在沂蒙地区生根、恢复和以后发展壮大的根基。三是传播手段和方式贴近群众,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尽管还没有达到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高度,但开始注重宣传教育的通俗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一开始走的就是大众化本土化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开启了教育引导群众的理论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践尝试,探索了理论联系群众的新道路,促进了沂蒙人民的新觉醒。马克思主义开始为觉醒的先进群众所接受,为沂蒙人民的群众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为沂蒙地区中共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阶段的最初探索印证了一个最为朴素的道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的首要前提,坚定的信仰是中国人贯彻群众路线的精神支柱。

  为更有力地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进一步促进群众的意识觉醒和提高革命自觉,早期的中共党员将筹备组建沂蒙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上日程。

  1927年4月,王敬斋、鞠百实、邵德孚、张希周在沂水县城成立了中共沂水支部,直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竖起了沂蒙地区的第一杆党旗。1928年春,安哲、牟春霆、郑天九组建中共日照县委,1932年春由中共山东省委改为中心县委。这期间,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细户会开展减租减息的“双减”斗争;发动觅汉会开展罢工增资斗争;发动车伙子会开展增加运费斗争等。1929年冬,刘之言、刘谐和、孙镇国等成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并于1932年5月组建了中共郯城县委。1932年12月,李冰若等建立了中共新蒙县委。期间,沂水县东里店支部、莒县马庄支部、莒县浮来山支部、莒县特别支部、日照安家村支部、临沂县老屯村支部、郯城县马头三小支部等一批基层党支部相继建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沂水农民协会、费县农民协会等相继成立。自此,从沂水河畔到鲁南山区,从泰山脚下到黄海之滨,城镇村野,党旗猎猎。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2年冬,是沂蒙早期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党的活动遍及临沂、郯城、费县、莒县、沂水、蒙阴、日照等地。

  沂蒙党组织和基层支部的广泛建立,使沂蒙地区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尽管这些党组织大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成立,但沂蒙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经受住了考验。沂蒙早期的基层党组织建立在社会的最底层,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重任,正是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在各地农民暴动失败后的曲折和逆境中,党组织依靠群众得以恢复。这种状况,进一步说明了党的根基和力量之源在于群众。

  20世纪30年代初,沂蒙各地党组织建立后,为迅速扩大党的影响,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发动了一系列农民暴动,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大胆尝试。武装暴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的反动统治,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使群众开始认识到是为穷人谋幸福的,是替老百姓打天下的,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但另一方面,也使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付出了惨重代价。

  1932-1933年的一系列农民暴动,本质上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的盲动。各级党组织的左倾错误给沂蒙地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总结这一阶段的惨痛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理论之殇:指导思想一旦被左倾咖锁套上,失败就在所难免。中国革命屡屡遭受挫折,与理论指导往往被左倾绑架不无关系。以科学理论武装的党的正确领导,是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前提和保证。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在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是导致暴动失败并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①实践也证明,中国革命不可能走经过合法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当时,“民众武装暴动”是党领导各地农动的指导思想,认为暴动的过程应是农民的革命意识和革命信念不断增强的过程。但是对于民众武装暴动,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对依靠力量、群众基础和斗争时机等制约因素认识不足以至一些不顾客观情势的暴动仓促出台,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②从理论反思的层面上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做简单化教条化处理,特别是套上了“左”倾的咖锁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沂蒙地区党组织早期的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失去了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运动往往是盲动,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根据地之痛:缺乏巩固的强大的根据地依托,武装斗争便成为无源之水无土之木。进攻的支点是什么,退却的后方又在哪,不能不说是沂蒙地区一系列暴动组织者的心头之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必备基础和战略基点,是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准备各种资源、宣传革命主张和等待最佳时机的基地。回顾历史,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就会有不同的契合当时背景的根据地,这为其最终夺取政权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沂蒙地区早期的党组织虽然也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有关建议和主张,但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特点、道路和依靠力量等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付诸实践。先暴动起来去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种体现“大无畏”精神的农民暴动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开展农民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缺乏工农武装割据的前瞻性理论,以及具备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事实上,这一时期思想尚处于萌芽和初步形成阶段,各地党组织的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也都处于探索阶段。同时,以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领导地位还没有在党内得到确立。受和基层党组织消息相对闭塞的影响,远离中央苏区的沂蒙山区往往跟不上外部形势变化的步伐,接受党的主张和聆听中央的声音也往往慢了不止一拍。因此,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尽管提出了“打倒土豪分田地”口号,但不可能触及农民最根本的土地问题的根基;尽管打出了“建立苏维埃”的旗帜,但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和建立政权的根据地做依托;尽管注重了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但过分依赖于先进分子,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还不充分,甚至有时还要依托帮会等自发性的组织,由于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武装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至于造成暴动失败后剩余的革命力量处于无处立身的境地。

  (三)党群关系短板: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条件和保障。随着斗争的深入,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展开,对群众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认识不够准确,宣传群众不够深入、依靠群众不够彻底、教育引导群众不够到位等问题凸显出来。党依靠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认识上的不足和能力上的欠缺,与应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不相匹配,成为制约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因素。“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

  总结暴动失败的原因,除在指导思想上的不成熟和对建立革命根据地认识的不到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引导群众不充分,群众基础不够巩固,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不足和实践不够。中央和省委的“左”倾错误领导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基层党组织的急躁冒进也难逃其责。脱离群众不切实际的冒进思想,使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革命形势和当地实际的理性判断。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少量的党的活动也重新转入地下;党内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忽视了中间力量的争取工作,相当多的中间阶层和开明人上同党拉开了距离;群众基础不够巩固,部分群众中革命徒劳的观点和怀疑、悲观、失望情绪弥漫。

  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不是不走群众路线,而是贯彻群众路线不够彻底,在情感上贴近、思想上尊重、作风上深入、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依靠群众方面有偏差和欠缺。早期党组织也不是没有群众意识,而是群众意识没有融入每个党员的血液中,成为一种自觉。

  血的教训警示沂蒙地区党组织和中共党员:群众利益始终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方法。自此,沂蒙地区党组织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加深化,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更加自觉,积极地为铸造沂蒙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累积蓄力。沂蒙地区党的历史和沂蒙精神产生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深入贯彻和践行群众路线,党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的历史。

  1934年,沂蒙地区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的优秀成员和骨干分子捐躯,大量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牺牲。沂蒙地区的党组织和中共党员没有消沉,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与艰难困苦中毅然前行。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中共沂蒙地区党组织在逆境中顽强坚持,在挫折中毅然奋起。期间,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中共临沂中心县委、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等党组织成立,重挫之后的沂蒙党组织在愈挫愈奋中逐步恢复。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新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的群众,特别是经过暴动战火洗礼的先进群众,毅然选择了跟定,在暴动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默默支持着风雨飘摇中的沂蒙革命。即使中间势力也没有倒向反动阵营。正是这些群众无私的坚守,给予了挫折与困境中的沂蒙党组织逆境中奋起的勇气和力量。正是党群之间的唇齿相依,中共沂蒙党组织,才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既保存了力量并得以恢复发展,又进一步教育引导了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正是这些群众无私的坚守和党群之间的唇齿相依,造就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孕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从1934年到1937年7月间,是沂蒙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时期,也是党进一步教育引导群众、逐步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不断融洽党群关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沂蒙地区党组织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党在鲁南地区的活动特别是以抱犊固为中心的地区最为活跃。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区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一定联系,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苍山暴动之前党的活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党的思想和主张已为部分先进群众所接受;暴动失败后的部分员的到来和湖西、苏北地区许多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转移到此,充实了鲁南地区党的力量;山东省委及时加强领导和联络,使鲁南党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强。

  二是群众工作面继续扩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再仅仅局限于农民和进步学生,而是涉及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军队士兵等更为广泛的群体,党的群众基础有所扩大,依靠力量进一步壮大。比如,临沂县地方武装首领开明士绅万春圃,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倾向于。经过郭致远、李韶九等人的工作,开始支持革命,对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万春圃守土抗战,投身革命。1946年2月加入中国时,罗荣桓曾高度评价说:“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人民的这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是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逐步克服不切实际的盲动和急躁冒进的做法,注重在发动群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注重多种方式对群众的教育引导。比如,党员暴露身份后不利于公开工作时及时转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时耐心寻找或积极独立开展工作,避免消极等待,无所作为;遇到困难挫折或敌我力量悬殊时沉着应对隐蔽斗争,避免盲目躁动和公开的武装冲突;针对阶级成分、革命觉悟等方面不同的群众,采取不同的教育引导方式等,这些都显示了沂蒙党组织开始学会理性思考,逐步摆脱稚嫩开始走向成熟。

  到1937年7月,在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等党组织的领导下,临沂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起来,为抗战爆发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为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④

  梳理党在沂蒙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早期党组织、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和逆境中恢复的发展脉络,考察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在不同阶段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实践的探索进程,不难看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双向关系中,一方面群众的革命运动需要党的领导,领导方向出了问题走向失败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党要依靠群众、教育引导群众,脱离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同样昙花一现。考察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生成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对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构成了沂蒙红色文化和沂蒙精神生成的早期政治基础,沂蒙精神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相伴而生的。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沂蒙精神也经历了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习同志多次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历史凝练出的世界观和价值理念,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法论和思维模式。

  ①:《战争和战略问题》,《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页。

  ②黄琨:《党在第一次“左”项错误时期的“民众武装暴动”思想述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③:《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④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临沂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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